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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斗城 楊富學 | 嵩山與律學高僧

時間:2019-09-18 15:04:52 來源:敦煌民族宗教與文化研究  作者:杜斗城 楊富學 點擊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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嵩山自古號為中岳,實以地處中原故。據傳,“五斗米道”創始人張道陵曾夢中聞老子言嵩山有《黃帝九鼎大丹經》,“可往受之,后果獲得”。[1]  又有傳說云老子曾降于嵩山,為道士寇謙之傳授經戒。[2]  此外,東漢道士劉根、三國道士郗元節、西晉道士鮑靚等,亦皆得道于嵩山。說明嵩山早已被視作中國宗教的發祥地之一,且與“經戒”有著密切的關系。魏晉南北朝以來,隨著佛教的傳播與發展,嵩山與佛教(特別是律宗與禪宗)關系也變得越來越密切了。這里僅以嵩山律學高僧的活動為例,闡述嵩山與律學發展與律宗形成的關系問題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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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7年沙畹所攝嵩山少林寺(圖源:Edouard Chavannes,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.Paris : E. Leroux.1909)


釋迦創立佛教并建立僧伽團體后,為約束徒眾而制定了各種戒律。相傳,佛教第一次結集時,由優波離誦出全部律藏,其后因佛教各派對戒律的理解不一,而形成不同的派別。據有關佛教史傳記載,中國漢地對律宗的翻譯及實行受戒,始于三國嘉平(249—254)中,時有印度僧人曇摩迦羅(法時)來到洛陽,見中國僧人只落發而未受戒,即譯出《僧只戒心》,欲以此為持戒的準繩。又請印度僧立羯磨法(受戒規則),創行受戒。正元(254—256)中,安息國沙門曇諦來洛陽,譯出法藏部羯磨。從此中國僧眾受戒即依法藏部的作法。自東晉始,先后又把《十誦律》(弗若多羅與鳩摩羅什共譯)、《四分律》(佛陀耶舍、竺佛念、道含共譯)、《摩訶僧只律》(佛陀跋陀羅與法顯共譯)、《五分律》(智勝譯)等“廣律”譯出,用作行事的依據。


北魏孝文帝時,法聰在平城講《四分律》,并口授疏釋,由弟子道覆筆錄,以問答形式對《四分律》進行闡釋,是最早研習律學的人,但只是科判條文,并無詳釋。至慧光時,造《四分律疏》,并刪定羯磨,為以后律宗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。慧光有弟子道云,道云傳道洪。道洪傳智首。他們因感慨五部律相雜,而稽核古今之說,分別撰成《五部區分鈔》和《四分律疏》,影響很大。智首的弟子道宣,久居終南山,創立南山宗,標志著中國律宗的正式形成。


律宗雖至道宣時始成宗派,但其形成過程卻可追溯到曹魏嘉平二年(250)《僧只戒心》及《四分羯磨》的翻譯,[3]  甚或更早。通觀戒律在中國的初傳、律藏的翻譯與流播,乃至唐代道宣時律宗的正式形成,我們可以看到,在早期的律學大師中,有許多都與嵩山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。


論者僉認,在活動于嵩山的早期眾多律學高僧中,對律學發展貢獻最著者當應首推慧光(468—536)。慧光,俗姓楊,定州(今河北省定縣)人。13歲時隨父入洛陽,從佛陀扇多受三皈依。佛陀贊之非為常人,“若受大戒,宜先聽律。律是慧基,非智不奉。若初以經綸,必輕戒綱。”因此他從幼年便在佛陀門下修習戒律。先是在《四分律》未廣弘之前,有道覆律師,創開此部,制《四分律疏》6卷,光從此入律學之門。年長在本鄉受具足戒后,博聽律部。又登講《僧只律》,雖詞理精玄然曲高和寡。慧光認為這是自己的功力不逮,于是進一步廣尋群部,參學經論,再入洛陽求學,并貫通南北方言,從事著述。當菩提流支、勒那摩提、佛陀扇多三家翻譯經典時,常因語言障礙而發生爭執時,慧光以其諳熟各地方言的便利,溝通譯師之間的語言障礙。他又撰《四分律疏》,注解《華嚴》、《涅盤》、《維摩》、《十地》、《地持》等經論。北朝末期,時人已視慧光如圣人一般,甚至連天旱不雨之類的事情,也要請其出馬,在嵩岳池邊燒香祈雨。


武泰元年(528),孝莊帝即位,元顥攻洛陽,侍中領軍將軍朱世隆想挾孝莊帝“北巡”,下令征稅僧尼,用充軍旅,事先立言,敢諫者斬。當時慧光身為僧官,冒死勸阻,此事乃息。慧光后來至鄴城,任東魏“昭玄統”,主持全國佛教事務。年70終于鄴城大覺寺,被尊為律宗五祖。


僧傳稱慧光“立志貞靜,堅存戒業,動止安詳,器儀無妄。七眾深崇其操”,可與十六國時代的道安相提并論,并對《勝鬘》、《遺教》、《溫室》、《仁王般若》等皆有注釋。又造《四分律疏》一百二十紙,刪定《羯磨戒本》,為法侶所傳誦。又著《大乘義律章》、《仁王七戒》,并訂《僧制》十八條等,均見重于世。其徒道云奉遺命而專弘律部,作疏9卷,為眾所尊崇。


  慧光有十大弟子,號稱“十英”(包括曇隱、洪理等再傳弟子)。其中,道云、道暉、曇隱、洪理、安廩都著有疏鈔,而僧達、法上、道憑等也都堪稱一時俊彥。其中以道云聲望最隆。他“奉光遺令,專弘律部”,著律疏9卷,被尊為律宗六祖。法上(495—580)受命主領天下寺院,依律規定僧服式樣,改變了過去道俗混同的做法,被齊宣帝高洋拜為“戒師”。道憑(488—559)定慧雙修,初于少林寺攝心坐夏,從慧光修習戒本,又學各種大乘經論,道業頗高。此外,慧光的另一弟子道暉亦為《四分律》作疏7卷,受人推重。當時有諺語稱:“云公頭,暉公尾,洪理中間著。”[4]  即反映了慧光師徒在當時律學界的地位。


  慧光學識淵博,初依佛陀禪師,修習禪學;繼從勒那摩提鉆研《地論》,而成為《地論》名家;又從道覆攻《四分》,成為律學大師,可謂兼通禪、教、律的一代名家,[5]  本文所述僅反映了他在律學方面的貢獻。六祖道云有弟子道洪(又作道照),是為七祖。道洪傳弟子智首,是為八祖。


智首是當時新興的律學大家,“鈔疏山積,學徒云涌”,弘揚律學30余年,影響甚大。有弟子三人,分別為道宣、道世和慧滿。其中,道宣繼其衣缽,被尊為律宗九祖。


道宣,姓錢氏,吳興人(今浙江湖州市)。一云丹徒人。年10歲即舍家赴長安日嚴寺出家,第二年于日嚴道場落發。“隋大業年中,從智首律師受具。武德中依首習律。”[6]  在中國佛教史上,道宣是一位很有影響的人物。他潛心律學,著有《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注》3卷、《四分律刪繁補隨機羯磨》2卷、《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》12卷、《四分律拾毗尼義鈔》6卷、《四分律比丘尼鈔》6卷等律學著作,合稱五大部,闡發了其為律學開宗的見解,堪稱律學的集大成之作。他把南北朝以來就存在的由專重《十誦律》而逐步向偏重《四分律》轉變的趨勢,發展為由《四分律》獨統天下,而且還對《四分律》作出了“定于一”的闡釋,并以該律為依據,制定出相應的傳法、受戒儀軌等。[7]  乾封二年(667)二月,他于終南山麓清宮精舍創立戒壇,依他所制的儀軌為諸州沙門20余人傳授具戒,從此律宗得以與天臺宗、三論宗、唯識宗、華嚴宗、禪宗、密宗、凈土宗齊駕并驅,成為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之一。


當然,談到律宗的形成,我們還必須注意到道云另一弟子洪遵及洪遵弟子、再傳弟子的律學成就。


洪遵(530—608),俗姓時,相州人。8歲出家,從師受業,受具足戒后專事律部。他認為出家的根基在于戒律,佛教之發揚廣大,非重戒律不可。于是辭別故土師友,游方各地高僧大德,后往嵩山少林寺,依道云學習戒律并《華嚴經》等。又聞鄴中道暉弘揚《四分律》,便往從之。道暉當時已以律學聞名,有徒眾五百,但多以巧媚自通,并不解《四分律》之深義。洪遵解律,從不曲意。后來學人越來越多,洪遵受命講律。其“以戒律旁義,有會他部”,學通《大論》、《毗曇》,故往往能得律學奧義。后來,又以心未靜而求學禪法。10年之后,重歸于律學。


洪遵主要活動于北朝晚期,當時中國北方存在著北周與北齊兩個互相對立的政權,北齊境內的佛教在高氏父子的支持下,頗為興盛。高氏命洪遵以“內律”治“五眾有墜憲綱者”,并任命其為“斷事沙門”赴青、齊一帶處理宗教糾紛。洪遵“以法和喻,以律科懲,曲感物情,繁諍自弭”,故為人所稱道。洪遵非類不交,所交多名僧大德。北齊高僧慧遠等常與其討論教義,[8]  通宵達旦而不知倦怠。北周統一北方地區后,周武帝在原北齊故地毀佛,洪遵被迫遁入白鹿洞中。然不久便受引薦入嵩岳。隋初,文帝大興佛教,于長安立涅盤、地論、大論、講律、禪門“五眾”,每眾各有“眾主”,選各地碩學大德任之,稱“五大德”。開皇七年(587),洪遵奉敕往京師,成為“五大德”之一,住大興善寺。有十弟子四事供養。


開皇十一年(591),洪遵受命與天竺僧共譯佛經。十六年受封為“講律眾主”,于長安掌管寺院講律。原先,關中多奉《僧只律》,故洪遵開講《四分律》時,應者稀少。于是,洪遵晨講《法華經》,晚宣《四分律》,名義上講經,而主旨卻在弘律,久而久之便吸引了聽眾。其結果是原來一直盛行的《僧只律》漸漸被人淡忘,而原來無人問津的《四分律》卻得廣為傳布,極大地促進了律學的發展。僧傳謂洪遵儀表儒雅,講法時神辯如泉,聲如鐘鼓,引人入勝,可與其匹敵者不多。


仁壽二年(602),隋文帝分舍利建塔,洪遵又被敕送舍利入衛州起塔。四年(604),又受命送舍利至博州起塔。每行,常有靈異出現,一時傳為美談。僧傳又謂:“遵于京邑,盛開律儀,名駭昔人,而傳敘玄宗,其后蓋闕。又著《大純鈔》五卷,用通律典。”可證洪遵在律學方面曾有著作問世,惜今已不傳。大業四年(608)五月九日,卒于大興善寺,春秋七十有九。[9]


綜觀洪遵一生,佛教活動雖多,但于律學用功最勤,貢獻尤著,特別是他的佛教活動先后得到了北齊及隋朝統治者的支持。在此應說明的是,洪遵的律學實得自嵩山少林寺道云法師。《四分律》之所以后來能取代原來佛教界流行的《僧只律》,應與洪遵之大力弘揚密不可分。


洪遵傳洪淵,洪淵傳法礪(569—635),法礪居相州日光寺,著《四分律疏》10卷,其系統遂稱“相部宗”。法礪再傳道成,道成傳滿意與懷素。滿意居西塔,弘揚法礪之“相部律”;懷素居西太原寺東塔,并不滿意老師所說,遂立新論,著《四分律疏開宗記》,號“東塔律”。法礪弟子定賓撰《四分律疏飾宗義記》,扶礪疏而斥懷素。當時任宰相的元載篤敬懷素,奏請于成都寶園寺置戒壇,專弘東塔新疏。由于二派執見迥異,僧諍數興。代宗大歷十三年(778)因元載請,召兩派大德匯集長安安國寺,以定長短,最后認定法礪的“舊說”與懷素的“新說”都有所長,兼而采之,集成《敕僉定四分律鈔》10卷。但會后各派仍堅持舊說,朝廷只好撒手不管,由僧眾各取所好,自行取舍。不過,由于各種原因,二派不久即告衰落,至德宗時期即已失傳,惟有道宣創立的南山律宗傳弘不絕,一枝獨秀,成為律宗的代表。


九祖之中,初祖法正,即傳說造《四分律》的曇無德(Dharmaguptah)。其實,在印度部派佛教中,曇無德到底是人名甚或部派名,尚存在疑問。[10]二祖法時,即曹魏時首次將戒本譯入中土的印度僧人曇摩迦羅(Dharmakala),其譯經地點就在洛陽,漢土依戒本而受比丘戒的第一位真正沙門朱士行就是在洛陽受戒的。三祖法聰率先弘揚《四分律》,四祖道覆是中國第一個對《四分律》進行解釋的高僧。除此之外的其余五位祖師則都出自嵩岳。而對律學有特殊貢獻的洪遵,以及創立“相部律”的法礪和創立“東塔律”的懷素,也都出自嵩岳,可見嵩岳在律宗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地位。


此外,在律學方面富有成就的嵩岳高僧還有不少,慧蕭、曇光就是這方面的代表。


釋慧蕭(568—640),本彭城人,后徙于許州長葛。18歲時以聰悟敏達,善說詩禮而被州郡舉薦,但他不以為然,卻隱入嵩山,求師出家,以戒行見稱,被稱為“今世之優波離”。


優波離(Upali),為釋迦十大弟子之一,號稱“持律第一”。傳說其先為宮廷理發師,后與諸王子一同出家,佛教第一次結集時,經由阿難陀(Ananda)誦出,律則出自優波離之口。慧蕭被時人稱作優波離,說明其持戒與律學已得到當時佛學界非同一般的認可。


開皇(581—600)初,慧蕭又游學鄴城,博覽經律,貫通律學諸部,其中偏重《四分》。聞泰山靈巖寺有幽棲潔行之宅,又往從之。后年老,還嵩山。龍門沙門明朗,為河東持律之最,聞慧蕭名而投之。朗雖年長于慧蕭,但執弟子禮甚敬。后二人同行,至龍門定林寺。當時,馬頭山有僧善禪師,聚徒結業,從其習禪定者甚多。聞慧蕭、明朗至,投其門下修毗尼(Vinaya,律)之學。隋仁壽(601—604)中,慧蕭因藏匿亡人,觸犯律條,不得不離山遁逃,至蒲坂(今山西永濟縣西蒲州)、晉州(今山西臨汾)等地,與沙門道積、神素、道杰等有交。隋煬帝時,藏匿罪科更重,慧蕭被迫走東奔西,從中條山奔王屋山,游于巨壑深林之間。河東郡丞丁榮,敬服慧蕭德行,招其住仁壽寺,以弘揚律藏為務。從學者肩隨踵接,成為蒲坂、晉州、絳州(今山西新絳)一帶的五眾之師[11] 。反映了嵩岳這位高僧與當時律學的關系。


釋曇光,俗姓張,汴州(今河南開封)人,自幼及長,潔志清范。曾受教于礪、爍兩師,逮至而立之年,已盛明律藏,命宗章義,受人推崇。礪師嘆曰:“使吾道流河右,誠此人乎!”又往玉法師所,聽《法華經》、《地論》,往嵩岳相禪師處修學止觀。唐麟德年間(664—665),東都洛陽天宮寺需要住持,以曇光德望,敕召合住,“四方律學,莫不咨詢”,“房宇門人。肩聯踵接”。[12]


曇光本來就“盛明戒律”,又在嵩岳相禪師處修學過止觀,以博學被召入東都洛陽天宮寺任住持,隨其就學者甚多,說明他在律學方面的造詣是相當深厚的。


這里不能不提及武則天時著名的律學高僧義凈。自印度返回,義凈長期在洛陽、長安翻譯佛經。他早于永徽六年(655)2l歲時即受具足戒,以后特別重視佛教戒律的學習,他在翻譯佛經時也特別注重律部,譯出有部律減18部206卷,漢譯“廣律”之最后一部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》59卷就是他于695—711年間譯出的。長安四年(704),應嵩山少林寺僧人的邀請,義凈赴嵩山少林寺重結戒壇。他為此還寫了一篇《少林寺戒壇銘并序》。銘文鐫刻于碑,惜今已不存,惟有錄文傳世。[13]


其后不久,著名密宗高僧金剛智、不空又于開元十二年(724)在洛陽廣福寺建成戒壇。[14]  繼之,僧乘如再于貞元十二年(796)建嵩山永泰寺戒壇。[15]


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嵩山會善寺的戒壇。會善寺位于少林寺東側不遠處,孝明帝正光元年(520)有僧眾千人,堂宇千間。唐開元元年(713),著名高僧一行于會善寺“口玉立殿,結瓊構廊,旃檀為香林,琉璃為寶池。遂置五佛正思維戒壇。”[16]  這就是聞名于后世的“琉璃戒壇”。繼一行之后,會善寺琉璃戒壇又先后于開元十四年(726)、貞元十年重興過。[17]  日本高僧圓仁記載說:太和二年(當為元和二年,即828),唐政府頒布禁止百姓隨便剃度為僧的命令,僅有五臺山戒壇與會善寺琉璃戒壇不在此限。[18]  據稱,當時“每歲前來受戒的僧徒輒達一千多人,每日晉獻潔供而禮佛的人士亦有數百。”[19]  可見琉璃戒壇地位之重要。戒壇遺址,在凈藏禪師塔東側,五代時寺院被毀,戒壇亦遭厄運,今僅存唐代武士石柱一根。宋太祖年間予以重建,并賜名大會善寺嵩岳琉璃戒壇。


唐代以來,嵩岳戒壇,馳名于世。職是之故,淄門人物,接踵而至,在這里學法受戒,修習律學,有不少成為一代名僧。這里僅略舉數位。


釋元珪,俗姓李,伊闕人。稟氣英奇,寬裕閑雅。永淳二年(683),出家受具足戒,隸名嵩岳、閑居寺,以習毗尼(Vinaya,律),孜孜不倦。后悟少林寺禪宗,大通心要,深入玄微,遂卜廬于岳中龐塢。去世前,囑其弟子仁素將遺骸葬于寺東山嶺上。[20]


釋普愿(728—814),鄭州新鄭人。至德二年(757),跪請父母,發愿出家。先投密縣大慧禪師受業。大歷十二年(777)入嵩山會善寺,從嵩律師受具足戒,習律宗相部舊章,究毗尼(律)篇聚之學。后游學講肆,習《楞伽》、《華嚴》諸經。貞元十一年(795),南至池陽南泉寺,護軍彭城劉公迎請其下山傳法,不出一年,前來投奔者達數百人。[21]


普愿30歲入會善寺受戒,所從嵩律師今已無考。《續高僧傳》卷24《釋智勤傳》提到智勤曾于蜀聽嵩律師講經。唐初智勤返回鄧州。同書《釋法沖傳》載:法沖祖先為隴西人,父祖歷仕魏、齊。法沖生于兗州,出家后先習《大盤涅盤經》,又至安州嵩律師門下修習《大品》、《三論》、《楞伽》等經典。


這里出現了三個嵩律師,其一居安州,應為唐初人;其二居蜀,應為盛唐人;其三即為嵩山會善寺的嵩律師,亦為唐初人。前二者當與嵩岳無關。


少林寺嵩律師,僧傳闕載,但從普愿入少林寺從其受戒和學習相部律宗諸事來看,嵩律師亦應為當時有影響的高僧。


釋寰中,姓盧氏。河東蒲坂人。先往北京(今山西太原)童子寺出家,博覽諸經。后望嵩岳登戒,隸習律部。后來履踐百丈山求學,深得玄旨,后隱南岳常樂寺,結茅于山椒,受到諫議大夫崖公的崇敬。不久,轉赴浙江杭州大慈山,聚徒講法,四方僧侶,參禮如云,使駐錫地成為當地有名的大寺。唐武宗滅佛時,寰中避居。至大中年間(847—860),應太守劉公之請,重返禪林,弘揚佛法。終年83歲,法臘五十有四。傳說其逝世時,常樂寺山虎跪泉忽然干涸。乾符年間(874—879),朝廷敕謚大師號“性空”,塔名“定慧”。縉云太守段成式為其寫真作贊。[22]


釋允文(805—882),字執經,姓朱氏,秀州嘉禾(今浙江嘉興)人。16歲出家,23歲時投嵩山臨壇大德遠和尚獲無作法。是夏又入中京(今陜西西安市)攻相部律并《中觀論》。大和五年(831),返回故鄉,先駐錫錢塘(今浙江杭州市)天竺寺,后至錢州嘉禪寺,會昌三年(853)再轉靜林寺,專以涅盤為務。會昌法難興時,他晝夜躲避,未虧僧行。大中年間(847—860),佛法復興,入會稽開元寺講律。[23]


釋從念(778—897),青州臨淄人。[24]  幼年辭二親投本州龍興寺出家,后往嵩岳琉璃壇納戒,聽習經律。又至池陽南泉禪師處。應眾人所請,赴趙州觀音院,大揚禪道,作十二時歌。他所作《語錄》,為禪宗“公案”多方流傳,為禪林著名人物,頗受僧俗的敬重。[25]


釋良價(810—872),諸稽(一曰會稽)人。幼年出家。21歲時詣嵩岳受具足戒。后游學四方,先投池陽南泉禪師,次隨溈山,再謁云巖、罷成等名師。大中十三年(859)弘道于新豐山,后移高安洞山,權開五品,善接三根,大闡一音,廣弘萬品。有弟子曹山,深明的旨,由是洞山禪風,播于天下,世稱洞山良價。[26]  咸通十三年(872)坐化,敕謚“悟本禪師”,塔號“慧覺”。


釋圓修(735—833),姓潘氏,福州閩人。早年尋事名師,剃發變衣,年滿于嵩山會善寺納戒。不久游歷他方,遇百丈山海禪師,遂明心要。又振錫東南,至于杭州秦望山。因其聲道高遠,當時每有太守到任,必先瞻仰之。


釋慶緒(747—838),俗姓陳,廬陵人。年13禮紹鑾禪翁為師。23歲入嵩山受具足戒,便就東都洛陽學毗尼(律)。后還南岳,入大溈山、石霜山就學。[27]


釋洪湮(?—901),俗姓吳,吳興人。年19于開元寺禮無上大師。22歲時,往嵩岳會善寺受滿足律儀,誦《大比丘戒》,習毗尼。后至溈山,再徙杭州徑山,禮本師無上大師。大師圓寂,僧眾請洪湮嗣位。此時有僧僅百人,而至洪湮時竟發展到千人之多。唐僖宗賜院額“乾符鎮國”。吳越錢氏時,仍以洪湮為上師,賜號“法濟大師”。[28]


釋貞峻(822—899),俗姓張,鄭州新鄭人。年14投相國寺歸正律師出家,誦《凈名》、《仁王》諸經,計數萬言。時人稱之為“有腳行笥”。年滿于嵩山會善寺戒壇院受戒,后住封禪寺,學新章律疏。大順二年(891),相國寺遇火,殿閣四百余間化為灰燼,寺眾惶惶,相率前來嵩山請貞峻入相國寺為上座,借其高名,以修復寺院。貞峻在此復開律講,有僧尼弟子50余人。僧傳言“峻之律行,冰雪相高,暑無裸意,寒至袷衣,食惟知量,清約太過。”[29]  乾化元年(911),臨壇秉法。后梁時,度僧尼三千余人。


此外,僧傳所載在嵩山受戒或在那里“隸習毗尼”的高僧尚有不少,如唐代“學識泉涌”的博學高僧藏奐[30]、對律學有深厚造詣的后梁名僧彥暉[31]  以及后漢洛陽天宮寺的名僧從隱[32]  等,此不盡舉。


眾所周知,僧傳所載者均為當時名僧,而史籍未載的入嵩山受戒的僧人更是難計其數。僅就以上各位高僧而論,已可見嵩岳在當時佛教界的地位。從僧傳知,普愿、圓修、洪湮、貞峻都是在嵩岳會善寺受具足戒的,說明會善寺戒壇在當時的地位非同一般。


綜上所述,我們可以看出,不論從律藏傳入中國,還是律學在中國的出現與發展,以致到唐代道宣時律宗的最終形成,嵩岳少林寺名家輩出,爭奇斗艷,在全國律學律宗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;嵩岳戒壇,在當時亦頗有聲望與影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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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釋:


[1]《佛祖統紀》,《大正藏》卷49,頁337a。

[2]《佛祖統紀》,《大正藏》卷49,頁354c。

[3]  梁啟超:《佛學時代》,氏著:《梁啟超集》,北京: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1995年,第58頁;韋舫:《中國戒律宏傳概論》,《律宗概述及其成立與發展》,臺北:大乘文化山版社,1978年,第316頁。

[4]  詳見《續高僧傳》卷21《齊鄴下大覺寺釋慧光傳》,。參見溫玉成:《少林訪古》,天津:百花文藝出版社,1999年,第34—39頁。

[5]  湯用彤: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》,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1997年,第615—616頁;郭朋: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》,濟南:齊魯書社,1986年,第881頁。

[6]  [宋]贊寧撰,范祥雍點校:《宋高僧傳》卷14《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》,北京:中華書局,第327頁。

[7]  郭朋:《隋唐佛教》,濟南:齊魯書社,1981年,第630—631頁。

[8]  慧遠,俗姓李,敦煌人,主要活動于北齊隋初。事跡見《續高僧傳》卷9《京師靜影寺慧遠傳》。

[9]《續高僧傳》卷21《隋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》。

[10]  勞政武:《佛教戒律學》,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9年,第69頁。

[11]《續高僧傳》卷22《唐蒲州仁壽寺釋慧蕭傳》。

[12]《續高僧傳》卷22《洛州敬愛寺釋曇光傳》。

[13]  文見《金石萃編》卷70及《全唐文》卷914。

[14]《開元釋教錄》卷14《不空三藏表制集》卷3。

[15]《僧史略》卷下,。

[16]  [唐]陸長源:《嵩山會善寺戒壇記》,文載《全唐文》卷510及《金石萃編》卷103。

[17]《河南府登封縣嵩岳會善寺戒壇牒》,文載《金石萃編》卷94;《乘如大歷中河南府登封縣安國寺沙門謝修戒壇表》,文載《全唐文》卷918;乘如《河南府登封縣嵩岳會善寺戒壇碑》,文載《金石萃編》卷95;陸長源《嵩山會善寺戒壇記》,文載《全唐文》卷510。

[18]〔日〕圓仁著,白化文等校注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》卷1,石家莊:花山文藝出版社,1992年,第55頁。

[19]  河南省登封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:《登封名勝文物志》,1985年鉛印本,第26頁。

[20]  [宋]贊寧撰,范祥雍點校:《宋高僧傳》卷19《唐嵩岳閑居寺元珪傳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87年,第474—476頁

[21]  [宋]贊寧撰,范祥雍點校:《宋高僧傳》卷11《唐池州南泉院普愿傳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87年,第255—256頁。

[22]  [宋]贊寧撰,范祥雍點校:《宋高僧傳》卷12《唐杭州大慈山寰中傳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87年,第273—274頁。

[23]  [宋]贊寧撰,范祥雍點校:《宋高僧傳》卷16《唐會稽開元寺允文傳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87年,第39—397頁。

[24]《釋氏稽古錄》卷3,載其為曹州郝鄉人。

[25]《宋高僧傳》卷11《唐趙州東院從念傳》;《景德傳燈錄》卷10;《釋氏稽古錄》卷3。

[26]《宋高僧傳》卷12《唐洪州洞山良價傳》;《景德傳燈錄》卷17;《釋氏稽古錄》卷3。

[27]《宋高僧傳》卷12《唐長沙石霜山慶緒傳》。

[28]《宋高僧傳》卷12《唐長沙石霜山慶緒傳附傳》。

[29]《宋高僧傳》卷16《后唐東京相國寺貞峻傳》。

[30]《宋高僧傳》卷12《唐明州棲心寺藏奐傳》。

[31]《宋高僧傳》卷7《梁滑州明福寺彥暉傳》。

[32]《宋高僧傳》卷7《漢洛陽天宮寺從隱傳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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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按:原刊釋永信主編:《少林寺與中國律宗》,登封:少林書局,2003年,第1—8頁,引用請參考原文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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